姜飞的博客

从文化自觉到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jiangfei — Wed, 14 March 2007 22:56:55 +0800

摆脱那喀索斯和风月宝鉴

——从文化自觉到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飞博士

“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时针也已经从2006指向了2007年。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之荡起的涟漪还将不断波延下去，并在新的时点引发不同性质和层面的波澜。

反射到我，一个搞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一个对摄影艺术纯粹的外行，对我的冲击从参加鲍昆老师组织的小规模研讨会开始，一直哽喉萦怀，希望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把我的思考畅快吐一吐。

我认为，见面会这正应了那句俗话，该来的总会来。老是喊“狼来了”，这不来了吗？来的而且是狼群。

在进入我的论述之前，先讲两个故事作引子。

一个是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刚出世的时候，其父母去求神示，想要知道这孩子将来的命运如何。神示说：“不可使他认识自己。”于是他父母始终想办法不让那喀索斯照镜子，直到有一天他从一片清澈的湖水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影子，并从此迷恋不已，最终其青春的活力枯竭在对美丽的自己影子的思恋中。

一个是《红楼梦》中王熙凤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为情所困的贾瑞不断地想要看镜子背面王熙凤美丽的酮体，并不断地遗精，最终精竭人亡。

一个是迷恋自己到疯狂，一个是迷恋他人到疯狂；一个是那喀索斯之镜，一个是风月宝鉴。

还是先别揭破谜底，为什么我这里要提那喀索斯和风月宝鉴，留点悬念到文章结束的时候。

发生在中美摄影见面会上的文化冲突，似乎是摄影艺术圈落中的大事。但将其置放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上走向世界后，中国的文化界面临中西文化价值观深度冲突时，爆发的普遍性的文化自觉洪流中去，则分明是以沧海之一粟，发挥着一滴水折射七彩阳光的作用。

那么，中美摄影见面会结束后，中国的摄影艺术家们整理包裹，将要继续各自的艺术之旅了。在迈出下一步之前，我们在思想中该由此有哪些启示呢？

文化自觉的含义与必要性

首先就是文化的自觉。

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化自觉”用的费孝通先生的意思。“文化自觉”这个思想是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来的。按他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它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系列心理需求：

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 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涵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独自提出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当这种文化的自觉已经在国家管理者和知识阶层那里化为行动的时候，曾经遭遇粉碎性骨折的中国文化躯体开始逐渐站立起来，中国文化靠其强大的内力与奇谲的适应性再一次尝试站立起来。

但文化的自觉似乎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即中国自我的问题，如何走的问题。至于走向何方，如何在新一轮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博弈中不仅奠定中国思想的位置，也要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的启发，不仅仅是为中国借鉴西方的历程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也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人，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平衡、平等；和平、和谐发展的世界的一种需要。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适时补上了这个空缺。“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4业）是在跨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找到一个在民族/国家体制之上的，更具有超验的统摄性的思想方法或体系。在这样的超验的目标下，体现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共容的气象。

带着问题意识出发

我在《南方周末》2006年9月14日撰文“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把熊十力的“内圣学”、王国维的中西文明“相互激荡、相互发明”、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与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进行并列梳理，认为这样一条线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的发展轨迹，提出文化自觉之后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

费老穷其一生思考如何让国人富起来，但晚年到东南沿海的考察让他困惑，富起来以后的中国该走向何方？文化上的愚钝与落后让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

我非常认同“文化自觉”这一极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思想，认为是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目标的必要阶段。我也非常认同“天下体系”极为智慧和宏大的思想，认为是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现实的思想理论支撑。但困惑马上就来了：在朝向天下体系之前，如何迈出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论坛”汇集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名贤大儒，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所作的报告就是“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汤先生提出，“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看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探讨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文化自觉’”。

我非常赞同汤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这种阐释和延伸。并认为部分地解决了我的困惑。文化自觉之后就是问题意识的萌发。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思想上的问题。

汤一介先生提出的问题意识，将文化自觉问题引向深入。

从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在这里，我想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再向前推进一步。

我认为，问题意识和文化的自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主要的，更不是目的。理解、升华并解决问题是目的。就像硬币终归是流通的工具，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在问题意识不断推动文化自觉的广泛思考之后，摆脱“那喀索斯镜子”的学界和知识界该作些什么？我们这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专家、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刚结束的中国首届“文明论坛”2006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作为文化身份的命名者，绝不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必须对现实问题先行见到并预先警示，对于越是流行的越需要加以质疑，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独特的德行操持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秉性所在。

这种秉性凸显的就是这种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本身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新知识的生产过程。

文化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提升到新知识生产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新的国际国内文化背景和深度跨文化/文明传播需要新的知识的生产。

“新知识的生产”是一个新的命题，对它的理解需要从知识生产开始说起。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开始于知识的生产。最初是一些大师有关世界、人生的根本思想，成为后来知识生产的起点；紧接着是经典阐释时代，通过阐释经典进行知识的生产。工业革命带来生产的扩张发展，同时，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拓展和深化，知识的生产从经典中脱离出来，开始面对真实的社会和自然、人生来进行。于是，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知识生产方式方法和思想的彻底颠覆，就像恩格斯描述资本主义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一样，工业革命也焕发出了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以致于到今天我们还浸润在工业革命的知识生产的轨道中不能自拔，在究竟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中彷徨、犹疑和徘徊。

但伴随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主义扭曲了知识的生产，同时也彻底扭曲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人性轨迹。殖民主义打破了本土文化知识生产的自然链条，在将他者优秀文化成果输入到本土的同时，以一种非人性的方式奴役了本土文化，同时也扭曲了作为文化我者的殖民者，其最终结果是破坏了知识生产的多样性的同时，以垄断性的知识生产扭曲了知识生产的轨迹和方式，其恶果也最终反馈到殖民者那里，造成整体性的文化知识生产的扭曲和变形，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文明发展的倒退。

同时，后工业时代资本权力的膨胀，体现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扭曲了作为知识生产过程和载体的文化生产的本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作为非物质生产的知识生产纳入了物质生产的轨道，在工业文明的生产线上胁肩谄笑，作工业生产的附庸；文化产业中的传媒产业的垄断式发展，更是在工业道理的荡涤下，将文化生产的道理逐渐甩开，自我最初的角色定位与发达的传播技术藕合的结果是，大众传媒业开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知识生产的领域，以信息（Message）的提供混淆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以信息的生产制约知识的生产，最终以媒介的话语霸权取代知识的生产。

　　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文化在走过了自我繁衍变迁的自然历程之后，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文化的生态，文化和资本的媾和则再一次重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因，文化本身以及围绕文化衍生出诸多的问题，反映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以“冲突”为核心词共同构成了16世纪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的世界文化发展基调。

回顾人类知识生产演进的历程，我们惊讶地看到，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因为文化的产业化以及部分隶属于这个进程的大众传媒制造的媒介化生存而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反馈到各种文化的变迁模式上，开启新一轮的文明演进的变迁。

如此，摆在当今那些还坚信知识生产本体任务的独立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很艰巨：首先就是要对历史上造成知识生产扭曲的力量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包括垄断式发展的文化产业。其次，就是要在这样的批判中探询就像宿命一样走过这些噩梦的人类文化下一步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轨迹，运用自己渺小但伟大的力量去推动，去呼吁。去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醒来的知识分子力量是无穷的。

明确了方向和脚步的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的。

给予这样的知识分子以空间的社会是最有前途的。

新知识的生产如何可能？

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如何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细想起来，还真挺复杂。粗想起来，似乎得有这么几步。

首先是语境的批判，即解构。就是对迫使我们提出新知识生产的所谓“老/旧知识生产”的语境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既有老的，也有新的，即所谓文化新殖民主义）、包括过度的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化、包括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既对上述史实造成的既成事实进行批判，也对这些史实所延续（包括被迫和主动）的思想方法进行批判。既包括对这些史实的元批判，也包括衍生变种的批判。鲍昆老师组织的小规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文化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还有诸多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主要内容刊登在《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批评版，具体内容我不多提了，要强调的是，这种批判的意识在当下须臾不可少，对这种批判的警醒就像猎狗对异味的警醒。

说白了，解构就是拆，但拆不是目的，建设新家园是目的。况且，这种拆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尊重客观，尊重历史，尊重人。所谓客观，就是要在解构这一思想解放努力下回归本然。比如中美摄影见面会，不管是用市场渗透来看待，还是用文化殖民来批判，都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就是，这是中美摄影界的第一次相对大规模的接触，从长远发展来说，不管是对中国摄影界，还是世界摄影界，都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看待这件事情的底线。如果所有的批判最终指向否定这次见面会，就是超越了底线，对谁都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是新语境的建设，即建构。批判的目的是要走出殖民主义、工具理性、媒介帝国主义等非人性阴靋、桎梏，走出新的天地。看来还得拿出当年毛泽东的口号，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过，这一次是绝对的文斗不是武斗。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也包括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轨，即熊十力所谓“内圣学”。就是说在当前的现代化已经对人的本性侵蚀到人已经非人化了的时候，人应该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大行其道之前，熊十力就已经认为我们应该一心向道，为将来在现代化物欲横流，现代技术横行，技术控制人，后来所谓的技术理性的背景下，为人的内心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现在看来真不简单。他还认为“特殊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能否救治人们在工商业竞争的紧张下出现的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精神或心理危机，及信念价值存在于形而上的迷茫，填补‘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冲击毁谤之后留下的一大片精神或心理的空间，则是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或哲学难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新知识生产的一大部分精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王国维提出的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思想。从这个中美摄影见面会中我们看出，见面会的形式安排，类似于“钦点”、“接见”、“指教”，缺乏真正的相互激荡，更不用说是相互发明。有的只是“他们的”思想和看法的单向传播。文化的发展的确需要他者的眼光，所谓以人为鉴；但我们不能活在他者的世界里。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别人眼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中国摄影艺术界自娱自乐的阶段结束了，那喀索斯的镜子碎了。

从现象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内里，交替出现的自卑和自尊百无一用，走向文化自觉的国人用内力敛神，终于要由此走出风月宝鉴的诱惑，自立自强了。

当我们砸烂那喀索斯的镜子，不再自恋；当我们走出风月宝鉴，不再恋他。表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是一个自信、自强、自足，多元和兼容的文化品格。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知识生产所需要的思想语境。

第三，是走出了文化的自卑情结，走向文化的自觉行为，带着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干劲，在经济发展所提供给知识界资本和思想双重的自由环境下，运用自己的知性、悟性，综合调动自己的感性、理性，用嘴巴，用笔，用比特，用镜头，……去捕捉和生产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理想的知识。《大眼睛》的摄影生产出了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生产出了系列的新的希望种籽，这些种籽将再次承担起中国知识生产的重任。

再具体点？就不说了，相信您有自己的悟性。我也暂时解脱一下，再深入思考。

(载《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3期)

《星火》电视连续剧中“启蒙”的出走与回归

jiangfei — Sun, 11 February 2007 11:13:38 +0800

《星火》电视连续剧中“启蒙”的出走与回归

　央视一套黄金时热播的32集电视连续剧《星火》于2007年1月26日结束，这是一部独特的的青春革命剧，也是令人余音绕梁的历史文化剧。

这是在大片超现实主义（要么是距离远，比如美国大片，要么是精神远，比如清宫、比如超级生活）流行的当今，一部非常现实的剧。在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享受，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今天，让我们感受到曾经创造了我们今天安逸生活的前辈的刀光剑影的生活，尤其是可爱的农民，他们曾经是那么苦，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牺牲。

剧中的各个角色中，立秋/梅春在同类题材的剧中，所以，他们的路线是既定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就是百般受压迫，然后思考如何摆脱压迫，最终接受了革命的理念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当然，他们用自己精湛的演艺和对历史的理解较好地完成了角色的塑造。完看《星火》就像是在回顾历史，让我们看到沐浴了血与火的中华文化，其悲壮的现实过程中流淌的思想解放和认识自我的轨迹。

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是陈天福的儿子陈灯笼。应该说，陈灯笼这个角色是很独特的，演员个人非常优秀，成功地演绎出一个半傻不傻，半疯不疯，糊涂杀人，糊涂死去，一生中干了不少害人害己事情小人物角色；同时也是策划和编剧的成功。他用得意的口气说破儿时三人（何继业、曹立秋、陈灯笼）的誓言：我肯定会娶周梅春。一方面体现出穷苦人代表的周梅春在那种社会背景下的宿命，另一方面，全剧也通过陈灯笼这个联系恶势力和穷人周梅春的人，烛照出恶势力的阴险毒辣，穷人的无力和悲惨。

剧中有两种“主义”，三个角色。除了曹立秋所代表的革命主义，就是何继业和余启蒙所代表的启蒙。先说说何继业。

何继业是万千苦恼都汇集于一身，所有人间该体会到的最悲剧色彩的人情世故都在他身上集中上演，最终导致精神的崩溃而投河自尽。他爱梅春，但梅春是恨屋及乌，为梅春和陈灯笼的结婚而醉酒；他不爱余启蒙，但为帮助启蒙逃婚而与其形式上结婚并醉酒；他同情芙蓉（英英），为其赎身，继而为免英英沦为其父亲的姨太太又作出和英英结婚的决定。但当他面对自己的奶娘说破他和英英实际上是亲兄妹而不能和英英结婚的时候，他万念俱灰：爱他的，他不爱；他爱的，包括奶娘、梅春、英英都逃脱不了他父亲的魔爪；而他自己竟也是父亲犯罪的产物，在情感纠葛中，他是一个“爱的囚徒”，在历史革命大风暴前，他坚持自己的改良思想而宁愿奋身孤往并自称为懦夫。他逃脱，他作病中吟，他写《旧世界之死》，他无力抗拒也不愿随波逐流，在启蒙破灭与人伦败坏的双重迫压下，只有随同旧世界一死！冥冥中希望旧世界真的一同和他赴死。继业，继业，所继何业？“今生的荒凉又是为了谁”？正像他自己早期的诗所写的，“离枝花，任雨飘零；只留白衣上的遗恨，一去不来的青春”。最终他死了，也让人感觉这个连接了几乎所有情感纠葛的人的消失意味着情感突破和超越的时候的到来，也是剧情出现巨大转折的信号，随后即出现了梅春冒充英英作新娘，用刀砍死代表恶势力的何念祖，演绎了一个“冬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的高潮。

我们可以回顾继业作为剧中启蒙的一个角色的启示。当继业从英国学成回国，回乡创办义学时，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清醒镇定，兼容并包。他接纳潘伦理这样的老夫子作教员，但提醒他勿失之迂腐；也接纳孔约翰这样的新潮人士，但提醒他勿过于颓废。显示出一个折中平和，有理想有计划的早期启蒙者的角色，但时乖运桀，好景不长。当曹立秋接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育回乡建立农会时，继业在究竟是革命还是改良中迷失了方向，余启蒙说他患上了“时代苦闷病”，尤其是当亲耳听到他爱的梅春被他父亲侮辱之后，他丧失了最后的斯文和理智，闯到家用枪对准了他的父亲。何念祖是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两声枪响后，他知道继业的枪里没有子弹。于是开始了父子之间的思想斗争，“只有今生的父子，没有来世的父子”、“我把一切…一切…都给你”、“你没有经历过女人，如果你经历了很多的女人，你就知道你今天的行为不值得”。于是，在经历了一番唇枪舌剑和思想斗争之后，继业终于决定勾动扳机后，却没有子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寓言：当早期的启蒙者面临真正的历史的抉择的时候，他们的勇气已经耗费在了困惑的醉酒中和踯躅的大街上，需要他们拿出真的勇气去作出决断和牺牲的时候，在历史的大风暴面前，他们已经弹尽粮绝！

　　于是，继业即醉生梦死，高唱“醉卧风月酒意寒,茫茫人海回头望，春雪飘落泪哀弹”。回家后，给了自己的妻子启蒙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丈夫的温柔，第二天早晨即收拾行装走了。他说自己是懦夫，在启蒙所谓时代的大风暴面前，极大可能会被这个极大的漩涡卷进去，但他在敬佩启蒙的同时，更愿意奋身孤往，追求理想。他给自己取法号叫慧明，剧终看来，他是慧而不明，所以没有出家洞明世事的机会，只有一死了之！

除了立秋和梅春角色的塑造，剧中最成功和立体的角色是余启蒙。她是唯一能联系剧中各方面人士，包括何继业、上海资本家、何念祖、曹立秋、周梅春、老五（李小二）农民等主要角色的人。在剧中，她走过了一个中国式的成熟过程，演绎的是中国式的从压迫到革命的历史历程，但其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她到农村和表哥继业倡导的教育救国等启蒙思想，以及主创人员给她的“余启蒙”的命名，都暗示了策划人的良苦用心，即，在从压迫到革命的历史历程旁边，曾经被革命所吸引并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早期启蒙者，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淡化、忽略或者无奈于另外一个从反抗专制到争取民主的历史线索中的历史作用。在白色恐怖到来时，策划人安排启蒙到莫斯科学习，符合史实逻辑。就在余启蒙离开的时段，剧的主要角色都陆续有了交待，立秋的父亲是撞死在祠堂，弟弟是被乱枪打死的；农会建立后，最早死去的是得意而忘形的陈天福，是笑死的；其次是陈天福的儿子陈灯笼，是被曹立秋一嗓子“农民万岁”而肝胆俱裂，是吓死的；随后是曹立秋，被何念祖给绞死的；而恶霸势力何念祖则是在再一次伸出魔爪糟踏妇女的时候，被梅春冒顶新娘而砍死的。剩下的，就是被初级启蒙的农民和曹立秋的后代仍在襁褓中的星儿。

这时，我们想到了党组织派出莫斯科学习的余启蒙，即使留下来，她也能够像曹立秋一样视死若归，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但给剧中人的未来命运包括周梅春和曹立秋的孩子星儿的走向留下了悬念：学习回来后的启蒙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彻底的革命者并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者和早期的启蒙者似乎能融为一体，但能否永远共事？如果不能，发展到当下的中国，革命者和启蒙者各自是什么样的角色？曾经的革命者、启蒙者、二者的结合的人、后来的看待和研究启蒙的人和当下中国现实的结合又该作如何之想？实际上，剧中已经在诸多的细节上为上述这些困惑和问题作了某种程度上的伏笔：比如孔“县长”所说，“读书人和草民结合，我们这些人就倒霉了”；比如讲授古典文化的潘伦理之投笔从戎；比如何继业所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余启蒙的角色设计及其象征意义值得关注。

一篇孝子的网络文章，引发道德重建深层思考

jiangfei — Sat, 03 February 2007 22:54:54 +0800

一篇孝子的网络文章，引发道德重建深层思考

　　一篇题为“17年来第一次回故乡”的帖子北美华人中知名度很高的文学城网站引起了轰动。短短一天内，跟帖达到40多页。这创了该网站有史以来的一项纪录。

　　帖子的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位来美国闯荡多年的中年男人，几经波折，“总算有了个较为稳定像样的工作，房屋贷款也稍微轻缓，银行里也有了点小钱，有了通情达理、能干、天仙般的太太，有美丽、可爱、健康、天使般的女儿”，于是“我”决定带领全家回国探亲。

　　这是“我”17年来第一次回故乡。“我”生在一个穷山村，父亲早亡，全靠母亲把“我”拉扯大。相依为命的母子17年未曾谋面，等到“我”进家门的那一刻，“老娘泪眼汪汪，我长跪不起，望老娘原谅。在场数十人无不落泪。”好在母亲和乡亲们对一走17年不回家的“我”是“通情达理的、盛情洋溢的”，“我”是家乡人的骄傲，是家乡孩子们的榜样，更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家一个月，之后回到美国，写下这些文字。

　　40多页的跟帖中，有表示感动和佩服的，但更多的是“板砖”。“你真狠”、“虚荣自私的不孝之子”、“太要面子了，受不了”，诸如此类的评论铺天盖地。一个怀揣衣锦还乡梦想并为之奋斗多年的游子，一个坚持“人生未定无颜省亲” 以至于17年未见亲娘面的人，能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孝子？

　　他是儒家文化中的孝子

　　“这个话题意义深远，很多在这边儿的中国人都会遇到。这事儿让老美来分析很简单——哦，你17年没回家，这说明你不爱你的妈妈。他们不会明白中国人的爱经常是以‘苦’甚至是‘刑’来表达，正是因为爱，所以才能忍着思念之苦不去见妈妈。当然，17年不回家，我觉得有些过了。”在罗克维尔公司工作的蒋楠到美国已经六年了，她看了帖子之后说。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姜飞旗帜鲜明地站在发帖者一方，认为他毫无疑问是个孝子。“他打拼了十几年，期间不时往家里汇钱(帖子中有提及)，加上他回家以后的种种表现，包括长跪不起，向母亲倾诉，这些都基本符合传统儒家对孝道的理解。当然，距离纯粹的孝子还是有一定距离，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伺，不离床’等等孝训。”

　　在姜飞看来，帖子所反映的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例，而是几乎所有第一代华人移民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国内长大，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那些吵得面红耳赤的跟帖实际上是秉持儒家思想的第一代移民和被称为ABC(American BornChinese)的第二、三代移民之争，是代际之争。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据姜飞推测，这个帖子如果是出现在国内网站上，内容改为“我在北京奋斗17年，第一次回家见老娘”照样会引起轩然大波。那样就和代际之争扯不上关系了，争论的矛头将对准：在现代文化理念下，怎样评价建基在儒家传统上的孝道？在新形势下，如何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进一步深入下去的话，还将会涉及当今中国学界和思想界所关注的道德重建问题。实际上，孝顺、面子、衣锦还乡情结只是这场争论的“表”，代际冲突也只是浅层次问题，只有深入到“中国人现阶段面临的道德困惑和重建”这一层面，才切中了争论的要害和核心。

孝道为何受质疑

　　姜飞充分肯定发帖者是个孝子，但他同时也承认儒家的孝道正在遭受广泛质疑。古时候讲“孝道”，有很强的政治意义，统治阶级利用“孝”维系政权，《孝经》、《弟子规》等作为入门之学广为传诵。一些出名的孝子也可以凭借“举孝廉” 等制度谋个一官半职；古时的“孝道”还有明显的经济色彩，“养儿防老”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因而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等到人们对“孝道”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和血液的时候，即由政治上的说教转化为个人的行为习惯，社会准则，主动地去践行和维护，此时，孝道又有了浓重的文化意味，进入了传统。

　　如今，时代变了，孝道的政治、经济意义早已作古，唯一所剩的只有文化功能。据此，很多人认为现在讲孝道已经过时，所谓孝道早就应该终结了。但事实上，“孝”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仍然在代代传承——虽然传承之间衰减和蜕变再所难免。

　　姜飞分析，由对孝道的质疑折射出来的是人们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我们从先辈继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是否适应当前这种不断变迁的社会，以及社会未来走向；当下，我们需要用怎样的观点去重新看待世界、他人以及个人，我们需要怎样的理性思维方式。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并到道德重建这一总话题之下。

　　“文艺复兴”还是“道德重建”？

　　近来，有关道德重建的话题渐趋升温。2006年12月7日，学者刘军宁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呼吁充分释放个体的价值和尊严。随后，一批学者围绕“复兴”抑或“重建”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姜飞更认同秋风所提出的在有限的个体自然理性解放基础上的“道德重建”这一思路。“文艺复兴，复兴什么？复兴哪段？依我看，与其说中国当前处于文艺复兴时代或需要文艺复兴，还不如说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解构时代。”

　　在他看来，传统文化都将面临整体性的反思、批判、解构。这种解构已经开始了并将持续下去，有人质疑龙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中华民族的形象标志；有人对中药的安全性、科学性提出疑问；有人发问“关公值得中国人崇拜吗？”，挑战中国传统英雄关公。

　　“最近会有一个解构的热潮，即所谓语境批判阶段。因为以前该解构的没有解构掉，并且，解构的范式也在解构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现在，人们会把现象层面的问题一个一个拎出来，盘整之后就会出现理论上的提升。”姜飞解释说，之所以是 “如履薄冰的解构”，主要指在解构中要把握好尺度，要有底线观。“比如有人提废龙，我不认同。龙是全世界各个角落唯一能唤起中国人同根同种情感的文化符号。如果把这个废掉的话，就超越底线了。

　　至于为什么有关道德重建的话题突然之间大热，姜飞的理解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问题开始凸显，凸显的方式是反思和重建，解构和建构。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方面的反思和变革，这是转轨时期的必然，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朝向大规模所谓“复兴”或文化建设阶段之前，除了语境批判，还需要经历一个语境再造阶段。 “当然，不管是批判还是再造，任何围绕道德困惑和道德重建的话题都不可能绕过孝道这种传承千年的社会现象。”姜飞强调。（　2007年01月29日15:02 新世纪周刊记者刘军）

以“窄眼界”应和“狭心理”的文化解构要不得

jiangfei — Thu, 18 January 2007 12:17:59 +0800

这是我对南周2007年1月4日刊登的署名“薛涌”的“龙的传人新解”的一个回应。刊登时作了删节。

以“窄眼界”应和“狭心理”的文化解构要不得

南方周末　　　2007-01-11 16:30:43

　□姜飞
　　
　　2007年1月4日《南方周末》B15版刊登了署名薛涌的文章，题目是《“龙的传人”新解》。读后大跌眼镜———如果那篇文字仅是薛涌的个人宣言，倒也罢了，我愿意将其理解为，薛涌绝对拒绝做谢肇氵制所描述的龙的传人；或，薛涌愿意做谢肇氵制的传人。
　　但文中薛涌身份飘忽，忽而自称“我”，忽而自称“我们”。作为“我们”中的一员，我有话要说。
　　薛涌对龙的解读，几乎全部来自谢肇氵制在《五杂俎》中对龙的描述，所谓龙又贪婪，又性淫，极为粗暴又极为猥琐。薛涌强调，“(谢)一生治政，轻‘空谈’而重‘实践’，上面这些话，自然不是‘空谈’的游戏文字。”
　　薛涌似乎想告诉读者，谢从不语怪力乱神，所以龙确实是皇权强奸民意的象征。
　　我读过《五杂俎》。我认为那是一部正事歪理、怪力乱神全有的书。书名《五杂俎》，也正是作者对本书性质的自我判断———其书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杂说之类也。
　　举例说吧，《五杂俎》记载，“魏时河间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前，长六七寸，自言‘家在河东南，为风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又有“唐代州西有大槐树，震雷击之，中裂数丈，雷公为树所夹，狂吼弥日，众披靡不敢近。狄仁杰为都督，逼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乃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夫雷公被树夹已异矣，能与人言，尤可怪也……”此类“杂说”不一而足。
　　薛文只提取有关龙的一小段，又以此猛夸谢肇氵制不是“空谈”，过了吧？
　　当然，用谢肇氵制的话作为立论基础也未尝不可，但何以能用此杂谈来框范龙这个如此具有历史性的关键词？
　　历史上龙的形象早就已经是立体的了。
　　龙有皇权威压的痕迹———龙是不可侵犯的；民间也早有哪吒和孙悟空戏龙乃至屠龙的故事———龙是受气包；
　　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舟，舞龙———龙是吉祥幸福的象征……
　　龙不能代表皇权时，就已经走下神坛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吗？
　　薛涌之于谢肇氵制的运用，我称之为“钓鱼式”的文化评论。所谓“钓鱼式”的文化评论，简而言之，就是信手抛钩，钩上哪条算哪条，再以之断言整个池塘或大海。
　　薛涌本次钓上了《五杂俎》，就捧着这条鱼，以相当悲愤的样子指天发誓：龙是这个样子的喔，偶绝对不做龙的传人！
　　文章在强调了谢对龙的描述非“空谈”之后，紧接着说，“以这样的理念解读谢对龙的描述，就可以看出那是一段政治寓言”。
　　薛涌相当善于发现“空谈”和“政治寓言”的区别。想来，他的这篇文字也肯定不是“空谈”，而是“政治寓言”了？
　　退一步，就算谢肇氵制定义的龙是“正解”之一，是对龙的“政治面貌”的描述，可龙的“政治面貌”能代替龙的全部意涵吗？
　　诛龙还不算完，薛涌顺手又杀了麒麟，所用之刀还是谢肇氵制：“谢交待了龙对各种动物加以交合后生出的东西，其中包括麒麟、龙马这些在中国社会颇为尊贵的造物。这暗示着龙通过交合所创造的秩序，在谢的时代已经获得了合法性，乃至强奸的果实被广为尊奉。”
　　我只听说，龙、麒麟等都是中国“集美”思维方式的结果，是将诸种门类最好的功能赋予一身的结果。但麒麟被认为是强奸的果实，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在薛涌的道德逻辑面前，我不由得替希腊古代神话担心起来，宙斯啊，那是一个弑父强奸无所不做的恶魔啊。再推演下去就不得了了，我不想攻击任何宗教信仰，尤其是一神论信仰。也许薛涌暗中有这类想法？
　　最后，薛涌“会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但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
　　一般情况下，对这种虽然无聊但很壮烈的宣言，我都会保持沉默。个人选择而已，就像找媳妇一样，我去支持或反对，都很别扭。
　　但考虑到薛涌认为“现在是否要让龙来代表中国，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那我也不妨提醒薛涌一句，孔子的后人是有家谱可查的，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
　　最后响应薛涌的号召，我来谈谈我的“选择”。
　　我认为，看龙需要“过程”的眼光，平常的心态。
　　所谓过程的眼光，就是要将龙放置到历史演变的过程之中，并结合当今的主轴思潮来看待。比如解构与建构。
　　从解构而言，确实，目前似乎是解构的时代。但任何解构都有底线，那就是尊重客观，尊重历史，尊重人。所谓客观，就是要在解构这一思想解放的努力下，回归“本然”。比如作为中国形象的龙，实际上，支撑它的皇权话语已经瓦解，基底都没有了，也就无所谓皇权复兴的担忧了。
　　所谓平常的心态，大致说来，就是从正常的人情出发，以起码的知识为基础，以基本的理性为工具。
　　正是这种平常的心态，促使我像尊重自己的生身祖宗一样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以《五杂俎》中的杂言碎语作为全部“呈堂证供”，给中国龙下死刑通知，除了过一过私刑拷打的瘾，我看不出别的好处。(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民间表现喜庆的二龙戏珠，说的显然不是两个皇帝为争一个皮球而掐架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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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fei — Thu, 18 January 2007 11:47:34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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